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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压抑与文化自主:B市Q村新生代农民工案例研究 - Brossura

叶攀

 
9787567128309: 文化压抑与文化自主:B市Q村新生代农民工案例研究

Sinossi

《文化压抑与文化自主:B市Q村新生代农民工案例研究》作者叶攀通过对B市Q村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试图探索这样一个问题,在户籍和阶层的双重作用下,新生代农民工们发展了怎样的一种文化,或者说,他们是通过怎样一种叙事表达自身的存在和发展的?他们和社会上层、城市居民以及整个社会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文化压抑与文化自主:B市Q村新生代农民工案例研究》旨在积极探索解决我国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生活困境和文化述求的问题。《文化压抑与文化自主:B市Q村新生代农民工案例研究》:第二节中国大陆以外地区已有研究的回顾:工人的文化自主一、跨文化的工人自发文化,作为价值规范来源的身体和体力在国际上的工人文化研究中,对工人自发文化的研究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些研究的对象包括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人,这些研究表明,那些处于差异很大的“文化”中的工人克服了这些“文化”的束缚,发展出相当一致的自发文化。近年来,随着《上海罢工》(裴宜理,2001)等著作在我国学术界受到广泛关注,民国时期和台湾地区工人的状况引起了大陆学界的注意。但是,总的来说,国内已有的这些研究倾向于夸大民国时期和台湾地区工人运动的作用与规模,从而过高估计民国时期大陆工人的地位。事实上,早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国民党当局就对工人运动进行严密的镇压与控制,台湾当局自己也承认,民国时期的相关法规“‘保障劳工权益’流于有名无实,但‘压抑工会组织’的效果却极显著”;到了台湾,国民党当局更是长期通过“排斥性统合主义”等手段对工人进行全方位压迫。在这样一种状况下,何明修对台湾工人的研究表明,台湾工人在缺乏激进主义文化传统,“缺乏深厚的文化资源……没有办法发展出属于他们的批判性文化,也遗忘了更早期的运动遗产”(何明修,2006:101)的情况下,工人缺乏有效的、系统性的话语和价值规范与台湾地区的资本家进行对抗,被迫援引战斗性的男性气质(masculinity)和身体文化,作为“一套关于正义的判准,并且指引出未来的行动方向”(何明修,2006:101),也就是说,作为反抗的主要资源。但是,男性气质在成为男性体力劳动者反抗资本主义压迫的资源的时候,也“进一步巩固了既有的性别不平等”(何明修,2006:66),强化了女性工人的从属地位。所以,男性气质对于工人来说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成为男性工人反抗资本主义压迫的资源,也能成为强化压迫的机制。对工人男性气质的研究覆盖范围十分广泛,除了台湾地区的工人之外,智利工人也是一个很多学者关注的对象。托马斯·米勒·克卢伯克(ThomasMillerKlubock)对智利特尼恩特(ElTeniente)铜矿进行了研究。这个铜矿的拥有者布拉登(Braden)铜业公司的子公司试图在该铜矿的工人内建立以一个领工资的男性工人为基础的核心家庭,并试图按照中产阶级市民的标准对该铜矿内部的工人阶级文化进行各种改良。但是,该铜矿的工人“建立了一种基于工作的强烈的男性化理解的阶级认同”(Klubock,1996:442),这样一种阶级认同与该公司的改良企图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并对这些改良企图——不止包括该公司的改良企图,也包括来自国家乃至工会方面的改良努力——进行了强有力的抵制,这也为智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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